坚持用电影语言拍摄作品 李少红:影视双栖,初心未改

编辑:李长乐2019-08-11 18:06来源于:新华娱乐网

李少红在电影《解放了》片场和工作人员沟通。

李少红在电影《解放了》片场指导演员。

  1989年5月24日,李少红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《北京日报》的版面上。当天的《北京日报》二版中心区偏左的位置,有一个“豆腐块”,标题有些耸动——本市上映的第一部“儿童不宜”影片《银蛇谋杀案》。李少红身上的另一个“第一”,是她1995年执导的电影《红粉》,开启了国产片分账模式的先河。而随后拍《雷雨》,更是让她成为国内最早转型拍电视剧的电影导演之一。

 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影视行业的李少红,是为数不多在电影和电视两个领域皆有建树的导演。不管是电影《血色清晨》《红粉》,还是电视剧《雷雨》《大明宫词》《橘子红了》《新红楼梦》,皆有李少红的鲜明烙印。尽管已过耳顺之年,李少红却依然保持着年轻时超乎寻常的精力,自称“影视两栖动物”的她感慨:“能慢慢和这个时代一起发展和进步,我自己收获很大,这几十年也很充实。”

  ■一个选择

  “不当导演我应该是医生”

  改革开放前,李少红还在南京部队医院工作。1978年恢复高考,成了她命运的转折点。原本准备考医科大学的她,误打误撞学了导演,以致很多年以后她开玩笑说:“如果不当导演,我应该是一名医生。”那时,有个同学递给她一张《人民日报》,报纸的文艺版上有一栏北京电影学院(简称“北电”)的招生广告。这位同学问她:“你妈妈不是学电影的吗?”这让李少红有了学电影的想法,但不管是她自己,还是从事拍电影工作的母亲,都认为她考上北电的可能性极小——几万名考生中仅招收百余人。然而,幸运女神垂青了她。

  考入北电,李少红与陈凯歌、张艺谋等人成了同学,其后成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中坚力量。第五代导演,他们的成长背景有着抹不去的“文革”十年的时代烙印。特殊的成长背景,造成了他们在导演生涯的前10年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着“耿耿于怀”的电影表述——《霸王别姬》《活着》《蓝风筝》乃至《红粉》皆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品。

  提及自己形形色色的同学,李少红总是津津乐道,她说陈凯歌永远很文艺,有领袖气质;田壮壮比较实际,经常告诉旁人少看书,因为电影是拍出来的,而不是看出来的。当时,李少红在班上的外号是“女人比男人更凶残”(1967年英国电影名),“我们当时习惯用电影来起外号,当时有人说我比男人还狠,堪比昆汀,后来我确实也拍了《银蛇谋杀案》《血色清晨》这样的惊悚片。”

  事实上,北电在“文革”前已经进行了10年的教学,导演系、美术系、摄影系、录音系都已经比较规范。1978年恢复全国招生后,北电的老师们按照那个年代能给予的最明确、最系统的教学体系进行教学。曾教过李少红的北电教授倪震不无自豪地说,北电沿用的是苏联的教学方法和爱森斯坦、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,“是单调了一些,但是保证了剪接的清晰流畅,保证了做电影的基本功。”

  李少红入读北电的时代,有两门课最受欢迎,一门是周传基的“电影的声音”,一门是倪震的“银幕的造型”。抛开电影技术层面接受的专业教育,她更愿意把自己接受的电影教育,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。北电美术系的孔都教授以及中央美院的吴达志教授,在美学方面给予她极大滋养。著名文艺评论家李陀则帮助李少红建立起历史观,“李陀告诉我,别光想导演是什么,要把自己缺的知识充实起来,一本本看世界各国的历史,慢慢从纵向和横向了解历史,随后才有历史观和电影理论的结合。”

  ■一段阵痛 大师情结撞上了商业片时代

  1982年,李少红走出北京电影学院大门,就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门。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,她来到谢铁骊导演身边做了副导演,就像她母亲20年前从北电毕业,马上做了谢铁骊的副导演一样——当年,谢导带着她的母亲拍《早春二月》;这一次她给谢导打下手的则是《包氏父子》。

  李少红在谢铁骊身边做了3年副导演,因为要生孩子,不得不暂停。等她生完孩子复出时,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电影行业。1988年,时任北影厂厂长的汪洋专门抽调了几位年轻导演,尝试拍摄适合市场的影片,李少红是其中之一。彼时,“商业片”这个词刚被提出,所有人都不清楚。《银蛇谋杀案》是北影厂分配给李少红的,她第一反应“觉得自己特别倒霉”,哭得稀里哗啦,“同学们都拍了《一个和八个》《黄土地》《盗马贼》这样的文艺片,我的命运却不如他们。”

  1978年到1982年期间,北电从老师到学生,心中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,就是大师情结。不向世俗和票房妥协成为那时青年人的精神主流。换句话说,电影学院从来不会教商业片的招数。倪震教授解释:“不能说故意不教,即使反复搞斯皮尔伯格,反复搞香港电影研究,也不能压抑、湮没学生们对大师们的向往和尊崇。”

  那时李少红已毕业五六年,张艺谋、陈凯歌等同学都已经扛着拷贝,走出国门奔各大电影节去了,可她还是个副导演。田壮壮劝她:“拍吧,等于是个入场券。”李少红咬咬牙,就把《银蛇谋杀案》接下了。结果,那一年,北影厂最赚钱的影片就是《银蛇谋杀案》,光拷贝就卖了二百多个。人们惊讶,一个女导演,竟能拍出这样的影片——当年《大众电影》杂志曾列举《银蛇谋杀案》的18处凶残血腥镜头。提起这,李少红很骄傲,“那时候没有什么特效,都是真刀真枪拍出来的。”

  1992年,邓小平南巡讲话吹响了改革的号角,也倒逼着电影业体制深入改革。在那段时间里,中国电影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剧变。李少红说:“原来都是计划经济,电影厂会把所有东西都配齐,1993年后开始体制改革,取消导演室,所有人的电影都是自筹资金。”

  1995年1月5日,《北京日报》刊登了李少红新片《红粉》上映的消息。这部当年摘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作品,花了李少红好几年时间去找钱。香港导演徐克资助了《红粉》前期筹备的钱,但等到电影立项时,相关政策规定取消合拍片,李少红回忆:“徐克当时就傻了,连着问我‘怎么办’,这钱等于打水漂了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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